文/王建中土地永远是一个人的文化血脉。耶喜巴勒登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思想成熟于不断的探寻与远游的砥砺中。整个青年时代，耶喜巴勒登是在艰苦的漫游与研修中度过的。中年后回归故土，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生活稳定、富足、安谧，乡情浓浓地围裹着他，也温润着他的笔端。很快便写出了《黄册》（因写在黄色的经卷上而得名，据说有20卷之巨），内容广博而庞杂，几乎涉猎了蒙古草原的历史、地理及其蒙古政治、社会、生活、文化、风俗、宗教、艺术的方方面面，其中甚至涉及到了成吉思汗陵的地理位置及蒙古人种等等秘史，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蒙古文著作，在蒙古贵族和上层喇嘛中名声大噪。也因此，为耶喜巴勒登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这里不述。（关于贺勒德苏默和耶喜巴勒登的详细情况及传奇故事，请参阅《贺勒德苏默秘事》一书。）1830年，应大喇嘛额尔德尼布陀沙布隆阿旺扎西的邀请开始撰写《宝鬘》一书。《宝鬘》于1833年成书后，先后六易其稿，其间作者曾入藏省经3年，于1835年，既藏历第十四绕迥木羊年出版，系木刻藏文，很快便被译为蒙古文，开始在成吉思汗后裔和蒙古贵族间流传，出现大量手抄本。清末民国初年，《宝鬘》由外国传教士带到国外，逐渐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现在，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瑞士、日本、朝鲜、蒙古国等均有译本及研究专文行世，在国际蒙古学研究中颇有学术地位。建国后，《宝鬘》受到重视，1986年《宝鬘》由藏文转译为蒙古文，又由蒙古文转译为汉文，汉文译为《蒙古政教史》，译者为苏格鲁先生。《宝鬘》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蒙古汗统传承，由作者的考证与研修而写成；二是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蒙古文字的创制经过，由作者综合蒙、汉、藏文的经典及自己的亲历亲闻而成；三是蒙古地区建造寺庙之概况，系作者游历时亲闻亲见的第一手资料所得。《宝鬘》对清代盟旗制度和蒙古地区寺庙分布的记述在国内尚属首次，系作者亲闻亲见所得，内容虽然简略，但举目详实，后世关于蒙旗建制的研究都以此为文献。寺庙分布的考证，则为当时蒙古地区的寺庙分布及传播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对叙史部分的介绍与叙述，则采用了自己考证与典籍沿袭相互补的方法，书中的介绍与叙述的史实与《黄金史纲》《蒙古源流》《黄金史》等1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大致相同。其中很多片段的记载不见于蒙汉史籍，尤为珍贵。前面说过，元以后，庙宇与喇嘛是蒙古文化的主要传播者，这是作者几十年深入其间感同身受的结果，也是作者学养深厚、研究深入、孜孜以求的结果，对后世蒙古政教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与线索。 《宝鬘》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系第一部研究蒙古政教史的专著，故在蒙古学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因作者通晓藏史，又有入藏修教的经历，其学术研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思想局限。《宝鬘》在对蒙古史的叙述与介绍上，也采用了与《黄金史纲》《蒙古源流》同样的历史观，这对蒙古政教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及佛教的传播，蒙古文的创制，也采用了典籍考证与自我研究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论证，甚至这些类乎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形式也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在国际学术界，《宝鬘》的学术地位历来受到重视，这是与耶喜巴勒登的身份与研究的方法分不开的。耶喜巴勒登作为蒙古族的学人、高僧的特殊地位，也为这部著作提供了新的人文意义，这也是学术界广泛重视《宝鬘》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宝鬘》在汗统的传承述录上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世系，这是全书的精华，也是作者写作这部著作的着力点，但太过简略了，简略得有些隐晦。这与当时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即《黄册》）所带给作者意想不到的纷乱是分不开的。《黄册》在完成初稿后，作者曾送给当时的一些贵族上层，其中涉及成吉思汗陵和蒙古人种的论述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甚至敌视。写作《宝鬘》时，作者正沉浮在这种议论的漩涡深处。这有可能影响并阻碍了作者正常的写作规划，删繁六次之后，就像被风梳理过的杨树，看不到一片叶子，只留下形销骨立的主干，遒劲有力，但也有些萧瑟。无疑，这影响了《宝鬘》的完整性和研究的详尽性，割断了作者的学术脉络。但在学术上，反倒成就了《宝鬘》，有了铅华洗尽的朴素。冷静、客观、理性，看不到作者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宝鬘》的面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也是《宝鬘》一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和流传的主要原因。宁静致远，大器形拙。看得出作者写作此书时成熟的理性的学术涵养与力量。这里不作过多分析与陈述。